从历史上看,佛教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是和当时的人类社会的福祉相关。中国佛教自二十世纪起,太虚法师首倡“人间佛教”。太虚法师在他的《人生佛教的说明》中己有这样的见解,他说:“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这就是说,佛教要在佛法的根本理论基础上适应现代化人类社会生活要求以求发展,所以太虚法师说:“佛学,由佛陀圆觉之真理与群生各别之时机所构成。故佛学有二大原则:一曰契真理,二曰协时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真理即佛陀所究竟圆满觉知之‘宇宙万有真相’,时机乃一方域、一时代、一生类、一民族各别之心习或思想文化。”这就是太虚法师“人间佛教”的“契理”、“契机”之要旨。
“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物质生活方面,又涉及制度和思想观念方面。从物质方面的现代化看,例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广播、电视、网络、出版印刷等等)弘扬佛法,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就比较困难,但比起如何使佛教的精神成为引导现代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和谐与圆满,改造“人心”,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说,“人间佛教”要十分关注净化当今人类社会最关切之问题,以佛法为其提供一最佳的解决途径,成就一大功德,是相当困难的。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信仰危机、道德衰败、理想破灭、良心丧失等,其原因是社会上众多人群为着自私的目的而争夺权力和金钱,或者说由人们的贪嗔痴所造成的。这些社会现象与佛之宗旨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驰,而正是佛教所要对治之病。太虚法师说:“佛学的宗旨和目的,简单地概括起来,不过是自利利他而已。其实,世间所有种种的工作行为,也不过是彼此间利益,惟所差在究竟与不究竟之别。”得“究竟”法门则“现证法喜安乐,永断烦恼无明”;而不得“究竟”者则无此。
当今为什么战争不断,为什么残杀无辜,为什么环境日益恶化,为什么资源浪费以至有枯竭之虑?我想,这都是因为私利所驱使而发生的罪恶现象。因此,今日社会的当务之急就在于争取“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我认为,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佛教将会起着无可代替的最重要之作用,它是今日人类社会得以“和平共处”和持续“共同发展”的一种可靠保证。
佛教以“慈悲”济世,“五戒”“十善”均以“不杀生”为首,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残杀生灵至亿万,如二十一纪再发生世界大战,人类很可能会从地球上消亡。这是对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深切的体认,或者说它提示了上个世纪人类社会所存在的深刻危机的根源。作为“人间佛教”最早的提倡者太虚法师,1935年就呼吁着“世界和平”,太虚法师在《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专门阐述“世界和平的渴望”,文中说:“世界和平的渴望,亦成为时代趋向之要素。”佛教以救世为宗旨,它要拯救人类脱离水深火热之苦难,人人可以因佛法而得欢喜,这正在于人人有佛性,才有可能实现“天下一家,人我一如”的理念,建设人间净土。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或因自己轻视自己,或因此人轻视彼人,或因彼此轻视,这些都是心念之差错,与佛法的道理相背离,《五灯会元》中说:“天平等,故能常覆。地平等,故能常载。日月平等,故四时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