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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祇洹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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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9-11-15 09:35:13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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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实施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这一政策从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依照满清政府的指令,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这在满清政府来说,犹不失为一开明政策。各省县佛教首脑人物,亦知非兴办学堂,不足以保护佛教寺产。……那时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也有,仅拥有虚名,亦复不少。如日后各省兴办佛学院一样,都以保护寺产为目的,并无意兴办教育。”1904年,湖南长沙的开福寺创建了“湖南僧学堂”。它规模虽小,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佛教学校。1906年,释文希在扬州天宁寺开设了普通僧学堂。1907年,释觉开在北京开办小学校,招收僧俗学徒。1908年,释敬安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僧众小学校和民众小学校。而在1907年由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祇洹精舍则是当时佛教学校中准备最充分、办学宗旨最明确、组织最严密、办学方式最新潮的佛教学校。祇洹精舍也是当时国内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太虚大师(1889—1947)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1],所招学生皆须有一定的佛学与古文功底,与当时国内其它地方所办的国民小学或僧徒小学相比,有霄壤之别。它培养的学僧,有许多后来成为民国年间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由于种种原因,祇洹精舍仅开课一年就停办了,但它对中国近现代佛教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于1909年春入祇洹精舍学习,仅学习了一学期,后因精舍停办而离开。他后来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将求学于祇洹精舍,列入其四期之第一期,可见他自认为佛教改革思想的发生受其影响巨大。

    祇洹精舍的成立,与仁山居士一贯重视教育不无关系,但直接原因,则可溯源于1893年在上海与锡兰佛教居士达摩波罗(1864—1933)的论交。仁山居士见过达摩波罗不久,写信给日本南条文雄(1849—1927)说:“锡兰人达摩波罗欲兴隆佛教而至上海。……其意欲请东方人至印度宣传佛教。”[2]达摩波罗希望接受西来佛法而发扬光大的东方,能对佛教发源地有所贡献,如派遣人才到印度弘法等。此外,祇洹精舍的成立与仁山居士对当时佛教界现状很不满意有关。他的许多文章都对当时佛教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一)》中说:“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3]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4]有些批评非常尖锐,如他在《一藏数目辨》中说:“今时僧俗持诵经咒,动称一藏。问其数,则云五千四十八也。……世俗执著五千四十八者,乃依《西游记》之说耳。”[5]对于当时僧徒文化素质的低下及佛教界的颓废景象,仁山居士深感忧虑与不安。根治此弊,他认为必须振兴教育,开办僧学堂。早在1893年在上海与达摩波罗见面后,仁山居士就不遗余力地提倡僧学,但无人响应,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干”的思想。至1904年,他计划在自家宅院内添造房舍,开始为开设释氏学堂做准备了。总之,仁山居士提倡办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将来往印度振兴佛教的人才,也是为了提高僧众的整体素质,根治当时僧界存在的弊端。

    1907年春,仁山居士与学佛同仁共同商议建立祇洹精舍。当年秋,佛学学堂“祇洹精舍”正式在金陵刻经处开办。当时,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正督办南浔铁路,施其薪金于金陵刻经处,成为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另外,月霞法师也协助募化办学经费。祇洹精舍的学习课程计划分三门: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学习纯熟,再赴印度深入学习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祇洹精舍开设的三门课程中,佛学是根本课程;汉文,是研修汉语佛典的基础;英文,则是与外国人交流的工具。仁山居士认为,具备这三门学问,才能肩负向印度及世界弘传佛法的重担。祇洹精舍的章程与当时其它学校的规章制度全不相同。他在与释式海(1870—1932)的信中说:“教习各尽义务,不送修金;虚礼浮文,一概不用。来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6]

    此年,仁山居士并作《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一文,对僧学堂的课程安排作了详细的规划。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三年,每日课程六堂,每堂课一小时。上下午第一堂课讲佛学,其余四堂课分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英文、日文。专门学自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学习各宗典籍。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均随学人志愿选修。总之,必须一门通达,方可另学一门,不得急切改换,以免一无所成。居士又说:“专门学者,不但文义精通,直须观行相应,断惑证真,始免说食数宝之诮。《教乘法数》、《大明三藏法数》宜购置案头以备查考。”[7]并详列每年所学的经论书单。

    经过一年的筹备,至1908年旧历九月,一切校务工作已准备就绪。应仁山居士的邀请,苏曼殊(1884—1918)亦于九月十三日从上海抵达刻经处。此外,向镇江、扬州诸大寺院召选的僧徒也已到达。十月初,祇洹精舍正式开学,仁山居士作《祇洹精舍开学记》,指出办学的目的是“兴遗教”,并表达了自己兴教办学的决心:“夫如来之教,博大精微,人莫能测,外凡浅智,何足以兴之?然当事者不暇计也。辄语人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儒门尝言之矣,我佛门何独不然?不见夫‘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之偈乎?以刹那三昧消其时量,则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以帝网法门融其方域,则舍卫、金陵镜影涉入。契此道者,超乎象外,何有于华梵?何有于古今?更何有于圣凡耶?然理虽如是,事须兼尽。以英文而贯通华梵,华梵既通,则古今一致,凡圣交参,皆不离乎现前一念介尔之心。”[8]祇洹精舍开学后,仁山居士任佛学讲席,并请来了精通天台宗的谛闲法师(1858—1932)任学监并讲天台教观,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李世由(1879—1919,字晓暾,别号晓庐)讲授汉文。当时的学生有仁山(1887—1951)、惠敏、开悟、智光(1889—1963)、观同等,居士有邱晞明(1885—1939)。其中仁山、智光二人原是扬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的学员,在普通僧学堂停办后,又进入祇洹精舍就学。此二人皆为现代名僧。仁山曾于1912年与太虚共商成立佛教协进会,1931年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智光于1934年创立焦山佛学院,其间曾两次赴港讲《普贤行愿品》;后于1949年去台湾弘法。苏曼殊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因授课过于疲劳,患上了唾血症,故于十二月上旬就离开南京,去日本疗养,他在祇洹精舍实际授课大约仅一个多月。苏曼殊离开后,仁山居士另聘邓秉钧(1881—?,字高镜,号伯诚)为英文教师。

    第一学期结束后,次年1909年春,太虚大师来到金陵刻经处就学于祇洹精舍,时年21岁。印顺《太虚法师年谱》云:“春,大师以华山(1870—1918)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京祇洹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颇多进益。”关于栖云其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太虚在其《自传》中有介绍:“栖云姓李,湖南人,似闻曾赴考中秀才。弱冠出家,尝从八指头陀等参学,历五六年,又舍而去日本留学速成师范,加盟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曾充教员于秋瑾在绍兴所设学校,时以僧装隐僧寺,亦时短发、西装、革履,招致人猜忌。我初遇于平望小九华,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动。……栖云短小精悍,胆大辩捷,光复后,隶陈炯明部下为团长,又曾任清乡司令及兵站司令等。”至于入祇洹精舍的缘由,太虚说:“先数年,以各地的占寺产、兴学校,日本僧伊藤贤道等乘机来中国以保护佛教为名,诱三十余僧寺归投本愿寺,兴办僧学。案发,清廷准各省县设僧教育会,自办学校,保护佛教,而解除与日僧所订条款。宁波推八指头陀为会长,圆瑛、栖云及我,亦均在宁波有所襄赞。华山在普陀亦继之以兴,计划宁波与普陀各设人民小学一所,僧徒小学一所。入冬,江苏僧教育会邀八指头陀去参加成立大会,我与栖云等随往,各有演说。遇昔同住天童诗友惠敏、开悟,时已在杨仁山居士所设祇洹精舍肄业,亦同来赴会,弥增爱好新学的热烈情感。”[9]太虚还讲述了他进祇洹精舍的动机和学习情况:“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苏僧教育会,回甬过年。次春,奘老与圆瑛主张我去金山住禅堂,但我那时的思想已倾向新学,加以栖云的怂恿,遂暗约同赴南京入杨仁山先生所主办的祇洹精舍,与我同进去的,有栖云、了悟、善亮,共四人。上年开办时,已先有仁山、惠敏、开悟、邱晞明、智光、观同等,先后约十余学生。栖云、了悟不久即他去。其时的佛教学堂,除水野梅晓在长沙、文希在扬州所设者不及详知以外,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祇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佛学,杨居士自讲《楞严》,后来也去毗卢寺听谛闲法师讲《梵网经》;英文教员换过苏曼殊等三个;教汉文及文法的李、陈两教员,也颇认真。但我那时记忆力已衰,学英文全没有成绩;后来为到日本及南洋、到欧洲的关系,曾几次试再读日、英、法、德等文,也不曾一次学起兴趣、学出成绩来,这可见我于外国文的没缘了。那半年进益的,在读作古文,我好读管、老、庄、列诸子,及左传、楚骚、文选、李杜诗等。惜下半年精舍即因费绌停办。同学中的仁山,在家曾进过学堂,出家后又曾进过文希的扬州僧学堂,但皆不长久,其在祇洹精舍亦比我先学半年。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10]值得一提的是,太虚进祇洹精舍时,苏曼殊已经离开刻经处,故1918年苏曼殊去世,太虚闻讯,作诗挽之曰:“昔年精舍建祇园,我亦宜南学弄丸;十载未能谋半面,一书曾忆剖双肝。天荒集里同留句,世乱声中忽盖棺;不信奇人竟庸死,欲歌薤露意先寒。”[11]可见太虚与苏曼殊从未见面。

    祇洹精舍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学习生活很紧张,但学员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充满情趣,经常结伴出游。六朝古都的名胜古迹,是他们最喜欢游玩的地方。太虚《潮音草舍诗存》收有1909年在祇洹精舍学习期间的诗作三首,兹抄录如下:

    偕惠敏、善亮游鸡鸣寺

    春风弄衣袂,得得一登临;

    龙种欲何觅,鸡鸣且共寻。

    台城一悲古,世界几回今?

    不见月湖月,惟闻流水音。

    扫叶楼题壁

    莽莽神州此一楼,凭栏须是最高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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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山隐约窥天外,万里苍茫入眼悠;

    牛斗已无王气射,禹畴空有乱云浮。

    登临恍读伤心史,遥对莫愁无限愁!

    秋江晚眺

    江上一为眺,江干争渡喧;

    日沉帆倒影,潮落岸留痕;

    枫老丹霞映,波晴白雪翻。

    薄寒忆归去,灯光见前村。

    由以上太虚的诗作可见,祇洹精舍的学员,既要有一定的佛学水平,还要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其实,太虚禀性聪慧,加之刻苦用功,早在幼年时代就有“神童”之誉。他五、六岁时,就在其小娘舅开的塾馆中读书。“那时读的书,都是以《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千家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为程序;也有读过《孟子》后要去学生意的,读读《幼学琼林》,外加学学算盘,不再读《诗经》等。先生也为几个十三四岁的学生,讲讲《论语》、《孟子》、《诗经》。我上学时,听觉与记忆力便非常发达,每日听外婆念《玄门日诵》等,渐已背诵得出。这时,若《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三字经》之类,或听先生教读两三遍,或听先生教别个同学,甚至只听同学们读着,便能强记了背诵出来。因此,先生以我五六岁就读《大学》、《中庸》,嫌其过早,另外加读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唐诗选本。……乡间人的口中,竟流出了神童的不虞之誉。”[12]太虚在祇洹精舍仅就读了一学期。至1909年下半年,本学期结束后,终因经济不支,加之缺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学生,祇洹精舍停办了。在中国历史上,以在家居士的身份私人集资创办僧学堂以教育培养僧人,杨仁山居士实开先例。

    祇洹精舍虽然只开了两个学期就停办了,但在我国的僧教育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若论祇洹精舍与当时其它僧学相比有何特色,还是让我们先来看太虚大师的一段话。太虚说:“僧教育会组织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养僧众的人才;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摩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13]由此可见,祇洹精舍有两个显著特色:一、为培养佛教人才而兴办的高等僧教育学堂;二、第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者。因此,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14]

    关于祇洹精舍与后来佛教的关系,太虚大师说:“祇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民元发起中华佛教会的欧阳渐、梅撷云(芸)、李证刚等居士,僧中如仁山、智光等法师,都是精舍中的人。故二三十年来能引导许多居士信佛,其原动力实有赖于杨居士。太虚自出精舍,即至广东弘法。民初与仁山法师等办佛教协进会及中华佛教总会,皆为适合中国现代时势的需要,而建立四众弘化适机的机关。这就是当时杨居士创立祇洹精舍与后来佛教的关系。”[15]

    杨仁山居士在《与某君书》中说:“鄙人所期于后学者,将来可作人天师表,开阐如来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权小,则末法衰颓之象,或可振兴乎?”[16]太虚大师终于没有辜负仁山居士的厚望。故后来太虚大师逝世,杨仁山居士弟子、金陵刻经处董事会董事濮一乘挽太虚联有“圣教衰已一千年,赖公大声急呼,谁识渊源出深柳(按:“深柳大师”是杨仁山居士的弟子门人对其尊称)”句,可谓公允之论。

    【注释】

    [1]《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台湾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1980年11版,P.50。

    [2]《与日本南条文雄书(十三)》,《杨仁山全集·等不等观杂录》卷七,安徽黄山书社2000年1月版,P.490。

    [3]《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全集》,P.340。

    [4]《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全集》,P.333。

    [5]《等不等观杂录》卷四,《杨仁山全集》,P.394。

    [6]《等不等观杂录》卷五,《杨仁山全集》,P.430。

    [7]《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全集》,P.337。

    [8]《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杨仁山全集》,P.338。

    [9] 《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P.192。

    [10]《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P.196。

    [11]《潮音草舍诗存》,《太虚大师全书》第32册,P.93。

    [12]《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P.172。

    [13]《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P.71。

    [14]《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13。

    [15]《优婆夷教育与佛化家庭》,《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P.260。

    [16]《等不等观杂录》卷六,《杨仁山全集》,P.468。(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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